“明式家具”一词，有广、狭二义。其广义不仅包括凡是制于明代的家具，也不论是一般杂木制的、民间日用的，还是贵重木材、精雕细刻的，皆可归入；就是近现代制品，只要具有明式风格，均可称为明式家具。其狭义则指明至清前期才美工良、造型优美的家具。这一时期，尤其是从明代嘉靖、万历到清代康熙、雍正（1522-1735年）这两百多年间的制品，不论从数量来看，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，称之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。北京地区的明及清前期家具。现在的认识一般是民间的日用品，就是当地制造的。至于黄花梨、紫檀等几种硬木家具，除明、清宫廷作坊如御用监、造办处在京制造过一部分外，大多数是从南方运来的。张瀚《百工记》有一段讲到明代的北京器用：“自古帝王都会，易于奢靡。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，研习既深，渐染成俗，故今奢靡特甚。余尝数游燕中，睹百货充溢，宝藏丰盈，服饰鲜华，器用精巧，宫室壮丽。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，巨室所罗致而曲盈。盖四方之货，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。”他的说法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。

      自清中期以来，北京重紫檀、红木而贱花梨，以致许多黄花梨器都被染成深色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黄花梨家具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，鲁班馆、南晓市的家具店、旧木商，乃至打鼓商贩，四出搜罗明式家具，主要是黄花梨器，所获甚多。至1949年后才逐渐稀少起来。

      查明清史料，自明初到康、雍间，各朝均有明文规定，漕船军夫可以随船携带货物，在沿途自由贩卖，而且准许携带的数量，越到后来越放宽，由弘治时的十石一直增加到雍正时的一百石。漕船搭载客商，代客销售货物，虽有明令禁止，但恰好从反面证明此种情况极为普遍。随着许可定额的方宽，禁令只会日趋松弛。

      故漕运实际上对南北物产交流，促进沿河城镇的经济繁荣起过很大的作用。三百年的史料，和近年我们从运河故道居民了解到的史料，和近年我们从运河故道居民了解到的情况相印证，完全符合，可以说明北京地区的明式硬木及榉木家具，大部分为南方制造，利用漕运销售到北方来。

      概括的说，生产精致的硬木明式家具的时代和地区，可以缩短成一句话——它主要是晚明至清前期，尤其是16、17两个世纪苏州地区的制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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